2018/4/21 玉雕大师艺术网 作者：白描

汉时佛教传入中国，汉桓帝笃信浮屠，延熹八年（公元165年），于宫中铸老子及佛像，这是中国最早的佛造像。

佛造像大致分为两类：供奉佛像和观赏佛像，关于佛造像的艺术评论文章历来较少，此文主要谈玉制供奉佛造像艺术在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发展。

认识李洪，凡二十载。

那时他正参与大型翡翠《万世师表》的制作。

他年轻，敦厚，慧质寓于拙朴，刚毅藏于木讷，孔子曰：刚毅木讷者近仁，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乐于从心底亲近他。

后来他陆续又参与了翡翠巨雕《巴米扬大佛》、翡翠系列作品《缔造辉煌》等琢制工程，浸润玉行，日益精进，二十年岁月历练，二十年春华秋实，今天的李洪，已然在玉雕领域独擎一帜，成为一名玉佛造像艺术大家了。

玉雕中的佛造像艺术，是中华玉文化融合外来佛教文化的产物。

这种融合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汉时佛教传入中国，汉桓帝笃信浮屠，延熹八年（公元165年），于宫中铸老子及佛像，这是中国最早的佛造像。

南北朝时期，佛教盛行，佛像雕刻增多，但以石窟造像为主，后来陆续出现铸铜、木雕、泥塑彩绘等佛像，玉制佛像则出现较少。

我想这其中的原因，大抵是因为玉材珍贵，不易获得，而玉器又不同于石头、木器，可以直接用工具雕刻，玉的硬度高于铜铁，只能用解玉砂以琢磨的方式雕琢，其所费工时和技艺上的难度，远非其他材质可比。

但玉向来被中华民族视为美德的象征和最具灵性之物，对佛的礼敬，美玉自然要派上用场，故而后来随着佛教日益深入民间生活，便逐渐出现与世俗生活杂糅一起的玉制佛像。

虽不可与规模宏大、蔚为壮观的石窟、庙宇的供奉佛同日而语，但亦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，传递出特定时代的气息。

李洪专注于供奉佛像的打造，既缘于对佛学的兴趣，也缘于他在玉雕方面的经验积累。

2005年，他与玉雕大师哥哥李东，联手为上海东林寺制作了一尊灵雨观音。

东林寺共供奉三尊观音，此尊灵雨观音本尊像，供奉于圆通宝殿里的“殿中殿”，玉佛高2.1米，用2.96吨新疆白玉雕刻，以现存国宝级元代观音瓷像为蓝本，造像庄严，气象恢宏，成为东林寺镇寺之宝。

这是李洪佛像制作的发轫之作，正是由此开始，李洪研究佛教经典、仪轨、义理和固有的程式，如佛像的“三十二相”和“八十种好”，做到心领神会，以此作为造像的依据；他研究各个时代的佛像雕刻，用心体味其异同与妙谛，走访各地石窟、佛寺、崖刻，拜谒高僧大德，请教寺庙和民间工匠艺人，凭着这种虔诚之心和好学之态，使他具备较为开阔的眼界和严格的规范意识，确立了日后对佛造像艺术的审美理想和追求目标。

中国的佛像艺术虽然源于印度，但它在传播的过程和发展中，已融入众多中国文化元素。

中国历代佛像，以礼拜和供奉为主，其次有一部分才是供陈设观赏之用，后者宗教性较为单薄，尽管这类佛像有着特有的艺术性，但如果完全离开它的宗教特征，不但会削弱佛像感人的魅力，而且还将导致它的自身灭迹。

大多世传玉制佛像属于后一类，有些甚至混在表现世俗生活以及神仙道术的图像中出现，落入“神仙像”的窠臼。

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在论及中国佛像历史时曾指出：“日常生活情形，殆已渐渐侵入宗教观念之中，于是美术，其先完全受之宗教驱使者，亦与俗世发生较密之接触。故道宣于其《感通录》论造像梵相，谓自唐以来佛像笔工皆端严柔弱，而宫娃乃以菩萨自夸也。”（梁思成《佛像的历史》）。

“宫娃乃以菩萨自夸”，准确道出一些佛像制作的差强人意，将观音雕成“仕女人儿”而不自觉，正属此类。

梁思成在《佛像的历史》里进而还指出此后佛像制作的弊端：明、清两代是中国雕塑史上的可悲时期，这个时期的雕像，一没有汉代的粗犷，二没有六朝的古典妩媚，三没有唐代的成熟自信，四没有宋代的洛可可式优雅，雕塑者的技艺蜕变为没有灵气的手工劳动。

前人有前人的长处，前人也有前人的短处，如何在学习前人的过程中扬长避短，如何在接受传统时去芜存菁，这对李洪是一个考验，也决定着他艺术发展的走向和面貌。

今天的玉雕行，专事佛像制作者不多，认为受限制太多，不能随心所欲发挥艺术才能，《佛说造像量度经》载：佛告后世“愿造容像者，则须遵准量度法为之”，佛将其体肢大小节分，竖横制度，起从顶髻，至额、面、鼻、颏，以至周身通体，以手指量度，均有明确交代。

故为佛造像，有《量度经》约制，难度极大，而供奉玉佛所用材料体量较大，玉材又很珍贵，于经济上也需很大投入，专事者少，自是必然。

李洪恰恰认为，别人不为或难为之处，才提供给他大有作为的天地，也是他努力的价值所在。

2006年，他皈依嘎玛仁波切上师，佛像制作开始接受高僧大德的加持和指导。

他全面发展，既精研汉传佛像，也醉心和倾力于藏传佛像的制作。

他组建了一支汇聚多方优秀人才的专业团队，从设计、小样、泥稿、选料、出坯、雕刻、打磨，到效果处理，各个环节都有能工巧匠把关，可谓人才荟萃。

两年前，“佛缘玉艺”专门从藏地请来绘制唐卡的大师尕翼，尕翼十一岁出家即在寺内学习绘制唐卡，从艺近三十年，曾走遍青海、甘肃、北京、四川等地进行佛教艺术创作的文化交流和展出活动，赢得了艺术界和佛教界的广泛好评。

如今尕翼成为他的团队里的领衔画师。

“佛缘玉艺”所制汉传佛像，将雕刻、镶嵌、掐丝、极彩等工艺熔于一炉，用唐卡工艺画极彩，所用材料也是唐卡用料，有时连底座，也做烫金、鎏金、极彩处理。

所制佛像，寓威德慈悲于富丽堂皇，开阔广大，色相端严，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使人在观瞻礼敬之际，顿觉微妙香洁，威德巍巍，神智洞达，法喜充满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。

他的藏传佛像，更是谨守法度，不离仪轨，同时又庄严肃穆，生动传神。藏传佛像较之汉传佛像，造型更为复杂，形制更为繁复多变，有着更为严格的规矩量度，一尊佛像，常常满工，须动用极为复杂的工艺工序。

他先出画稿，让上师认可，再出泥稿，仍要请上师认可，如此反复，严之又严，慎之又慎，之后才可动手正式制作。

满怀这种虔诚之心和谨严态度，每尊佛像的制作，李洪和他的团队都看作是对佛的供养和对自身的修持。

念念自见，万法无滞，故而他的系列藏传佛像，无论是庄严肃穆，还是清静高洁，无论是慈悲和善，还是仇忿威严，皆能意随所须，悉皆如念。

当然，李洪不是机械教条地生搬成法，忽略自身能动性的创造。佛造像规矩森严，但在有些时候却不能生搬硬套。

比如以唐卡画像为蓝本制作玉佛，唐卡中佛的形象不是单一存在的，而是与周围菩萨、罗汉、僧众以及景物形成呼应关系，这种繁复的画面往往是在叙述一个故事，若根据这样的唐卡雕制佛像，少了其他关系，佛只是独立存在，有些地方便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，如佛面部的朝向，视线的角度，姿态的俯仰等。

若不融通应变一味照搬，便会显得兀突生硬。

凡此种种，李洪都会接受上师的开示，做出既符合佛教法度又符合玉雕艺术规律的选择。

对美玉的崇拜，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，而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、思维方式、行为方式、信仰追求、文化艺术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李洪这样阐述他的“佛缘玉艺”的追求目标：在高僧大德的加持指导下，以珍贵的美玉，打造专业的、没有争议的供奉佛像，为持有信仰的精英人士提供用作礼拜的传家之宝、传世之宝。

我以为，李洪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，他已经打造了一个高端的玉制供奉佛像专业平台，盛世中国，劲翮高风，他和他的“佛缘玉艺”，一定会有远大前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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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张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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